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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透過不同城市之間的居住經驗，回頭看看臺灣的「住商混和」模式所支持的都市空間所發展出一種方便的居住型態，卻是一種特色。

相較之下，國外的主要都市中心區，面對都市空間的犯罪與高租金等議題，以及商業發展的需要，主張適度提高都市周邊已開發地區的居住密度，以「混合使用」取代「分區使用」的模式，並提供大眾運輸來減少汽車的依賴，普設人行與公共空間，嘗試讓人們重新回到生活街道活動。

回到特定的在地的都市發展議題，「混合使用」的都市模式既是問題也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回到變動的都是使用變動的現實，都市往往具有「不可規劃性」，因此，都市規劃能做的是不斷透過實驗，衡量生活與產業的現實，找到一套可以永續運作的機制共創。這樣或許我們可以維持既有的特色，同時創生新階段性最佳的空間型態，並達到「住商混合求平衡 共創商圈多贏發展」的目標。合求平衡 共創商圈多贏發展」的目標。

「住商混和」街道型態的特色

臺灣的都市計劃主要是接受西方的「土地使用分區」的做法，用街廓（區塊）的方式進行都市土地使用的劃設與規定。在一張「藍圖式」的都市計畫圖上用顏色標註商業區、住宅區、工業、機關、學校用地等，整體呈現出一個完整城市形貌。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張圖所覆蓋的真實街鎮經驗並非如此的純粹分區狀況。這種「前店後住」或是「上住下店」的混和使用所建構的街道，支應了都市發展的風貌。隨著都市的擴張，一家家的商店沿著街道而成線性發展，例如迪化街，一條街串聯了幾段產業聚集而成的生活街區。為了回應真實的都市使用需求，臺北市政府在民國七十二年所進行的商業區的通盤檢討中，依據都市現實將主要幹道沿線基於商業活動發展，於臨接道路進深30公尺範圍劃設為「路線商業區」，例如忠孝東路、羅斯福路、和平東西路等。也就是將這些主要道路的第一個街廓劃成為「商業區」以滿足都市發展對於商業設施的需要。

明確分區使用的都市規劃模式滿足了對於現代城市的空間品質想像，但是因為早期政府對於都市建築管理的鬆散，使得都市計劃的管制與現實都市使用的落差逐漸拉大，以致於商業空間從主要街道向次級的街道與巷弄中延伸，終至於商業行為蔓延整個臺北市區。
經過時間的累積，透過跨城市的生活經驗比較，臺灣城市的一項重要的特質是「既混亂且方便」的街巷空間。誠如珍‧傑可布女士（Jane Jacobs）對於美國城市的針貶大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檢討使用分區所造成城市街道的種種問題，而提出了一個好的城市要如何能夠生機蓬勃的四個規劃要點，包括「使用機能要混雜」、「街廓要小」、「不同時代的建築物要並存」，以及「較高的居住密度」等。這也是臺灣主要都市街道的機會，如何在規劃與真實之間找到平衡，然後透過規劃策略，尋找可以容納使用的建築型態。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後側的街廓經驗是一個典型的住商混和的街區／商圈個案，這裡街廓填充了「連棟無電梯公寓」是臺北市最早的公寓形態。平行於主要街道的連棟建築，有序的建構新的街巷系統，前有院、後有巷。忠孝東路四店沿街商業需求從大馬路延伸到巷弄中，直接改變了地面層的使用方式，於是連棟公寓前的「法定空地」可以作為庭院、停車場、飲料店、工作室等。在都市管理”不管”的彈性下，於是原本的初始設計為連棟公寓，經過「挪用」與「轉用」而發展成一條條形態各異的巷弄文化。

從「師大夜市」的爭議中，我們所看到「住商混和」價值的轉變？

隨著都市發展，這種空間特色的性質並非一成不變，有的巷弄空間，轉變已經開始！
臺北市的商業區使用管制是採取正面列舉的方式，規定該項土地使用可以進駐的設施使用組別，所以有新的機能要進駐時，就需要透過修法。而事實上，當大環境改變了，一些新的都市生活需要浮現，在法令還來不及修改時，這些新的商業行為往往就游走在法律邊緣，政府也常常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出了事，只能說無法可以管。壓力大了，就研擬以「就地合法」的方式納入管制，允許上路。但是在民國八十二年的修法就沒有這麼順利，為了「八大行業」的合法進駐，除了制定「臺北市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茶室管理自治條例」之外，臺北市政府提案將慶城街等街區的住宅區劃設為商業區，以「就地合法」已經存在的營業空間，結果引起了當地居民組織上街頭反對這種破壞社區環境品質的作法。

又如最近的「師大夜市」的爭議，夜市周邊居民開始關注生活環境品質所發出的怒吼，是可以理解與認同。然而，在目前被捲入「師大夜市」爭議的店家中，是有一些店家選擇在此，並不是因為「夜市」的人潮，而是因為環境品質。
成為一個街區的「夜市」逐漸成為普遍的概念。在密集的都市空間經驗中，經過時間累積所發展出來的「夜市」可以說是臺北市重要的文化地景。在臺北都市逐漸形成的階段，「夜市」提供夜間生活的去處，兼有日常休閒與消費購物的功能；在經濟上，容納與調節了初到城市者謀生的工作機會。之後，相對於都市某些地區透過整理而轉變的都市空間，「夜市」的不確定性、臨時性與調節性的特質下，確實仍因為髒與亂而令人詬病。

隨著「人潮」與「寧適」爭議的延燒，關注於都市生活環境品質的運動，標誌了這個臺北城市的市民參與多元價值已經形成。

這是一種「新空間」與新的生活方式已經產生，這個不是選擇的結果，而是既有房地產操作機制力量所建構。完全改變了過去遍佈都會區住商混合的街道形態，那種被稱讚的小尺度街廓、便利的生活街道等等的描述已經逐漸被取代。新生的是一個個串聯起來的視覺化的「開放空間」；重劃區外圍，連外道路口的大型購物中心是剩下的唯一購買生活必需品的選擇，而且這些購物中心也是小孩的遊戲場與家庭聚會的去處。街道已經死亡！

這種房地產市場順勢接收了巷弄中的中層公寓，摧毀了既有的巷弄空間。住商混合的街道空間已經逐漸消失，這種「形式依循恐懼」心態下的「大門深鎖的社區大樓」（Gated Community）切割了「城市的」與「社區的」二個世界，一棟接著一棟，已經從都市周邊重劃區開始，逐漸改造了既有市中心區的景觀。原本串聯在街巷之間的逛選模式已經轉變，那些被稱頌的空間特質已經轉變成為圍牆與大鐵門所形塑的巷弄空間。這種多元的都市空間治理的矛盾與挑戰，正說明「食衣住行」都市的真實與「不可規劃性」。

「都市村落」的街道的混合使用的重構策略

臺北市在七〇年代的工商業發展中逐漸累積了「食衣住行」的都市經驗，透過空間的「挪用」與「轉用」的機制，沿街發展混合使用的經驗將形態各異的城市空間模式連結起來，在這個基盤上，新生的建築形態填充其間，除了空間的提供與建構之外，也浮現了新的都市議題。透過計劃與協商的高密度住居的都市空間策略，消解了「失落空間」而形成一種特殊的「拼貼城市」經驗。

捷運網路改變了接近與離開城市的方式，「點」的機能力量逐漸產生作用，「共構」、「獎勵開放空間留設」等機制，回應與推動都市經驗的建構，也直接創生新的都市建築在接地層的表現，「騎樓整平」、「通學路」、「徒步街」等政策引起街區的重新調整是這座城市的生命軌跡。於是，捷運站到工作地方、消費地方、家與社區等。這些完成都市生活計劃的路徑成為都市建設關注的主題，走在既熟悉且陌生的生活街道空間中，各式商業設施與行為建構了目不瑕及的豐富景象，是都市居民一天中最歡樂的時刻。

近年來都會區隨著人口增加與生活消費的提高，原本作為「臥房城市」的社區也逐漸改變，住商混合形態的街道模式開始轉變，既有街道上的修車廠外移到幾條主要的聯外道路，原地開起了餐館或是辦公大樓。連鎖店進駐，平均分配在街道的每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除了回家與上班的路徑，增加了回家之後的社區生活路徑，以及停駐社區街角「咖啡店」的憩座與無所事事的人群！社區居民透過組織化的里鄰、社區發展協會或是公寓大廈結合在一起，開始以行動關心腳下的生活世界，於是我們可以順著捷運路線場站周邊的新的都市空間面貌，指認出一個個「村落狀」的都市社區，暫時稱之為「都市村落」。

在思考都會社區規劃的行動架構中，我們選擇以「都市村落」來描述臺北都會區轉變過程中，一種對於定居於此的想像與實踐，居民透過了都市活動與空間使用的調整來轉變城市機能與生活意識。一個個鄰里社區與「大樓社區」與各種生活的設施將這些地區填充。居住的方便性在捷運線完成之後，捷運站成為新的都市分化的起點，成為重要的房地產開價的條件。進一步強化了「街區」的形成與建構。於是臺北都會區正在製造一座座的「食衣住行」的都市村落！

小結

臺北市已不是以前那個年代的工商城市，而是進入到服務或是創意的城市，因此，需要更多細緻的機制來支持多樣的城市生活經驗。

城市治理機制的關鍵在於過程需廣納與激盪城市的種種力量，共同建構面對不同階段問題與機會，並往前進的都市發展共識。於是過程中會孕生許多俱有城市在地智慧的可運作機制。隨著時間的累積，「住商混和的線性街道」或是「夜市」已經發展成為臺北市「商圈」的種種型態，許多城市規劃者用「文化地景」來描述這樣的城市經驗。指出其豐富的文化意涵，是生活方式，也是觀光的內容。

面對城市轉型的關鍵時刻，臺北市的「都市設計」機制應該是一套有機會的操作機制，臺北市也累積很多經驗。這是臺北市政府刻不容緩的任務，應該積極介入協商，邀集相關局處、權利關係人與都市中多元聲音一起參與協商，以形成一套機制，可以協助這座城市去維繫好不容易形成的文化經驗。在爭議中協商出一套可以協助都市文化空間模式可以細緻轉變的設計機制。
前述說明「住商混合」的生活方式已經面臨轉型的挑戰，臺北市政府應該趁此機會重啓「都市設計」的積極作用機制，結合「創意城市」的策略帶動經濟與文化活力，以活化產業與提昇居民生活品質。這不也就是落實「設計之都」的最核心工作嗎？發展一套在法律與文化經驗層面上，能夠容納不同居住需要的都市建築與街廓形態學的操作機制，以深化臺北市的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