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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新政的發展願景

臺灣自2016年啟動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以東南亞、南亞以及紐澳等十八國為地理範圍，加強臺灣與周邊區域、國家及社會的互動合作，同時藉由開創共享利益、因應共同挑戰來醞釀共同體意識，並進一步發展新型態的多元夥伴關係。

新南向政策的格局與規模顯然超越短期的政策倡議，被視為是長期落實自我改造的新政。它是結合經貿動力與發展願景的外交政策，透過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等主軸，落實臺灣在東南亞、南亞與紐澳等周邊區域發展及成長的貢獻。

除此之外，新南向政策也關注到臺灣社會的發展與轉型議程。相較於以往，臺灣的民間社會與鄰近國家的交流更加密切，來自於東南亞與南亞的新住民數量更不斷增加，無論是跨國婚姻、移工與技術人才，以及留學臺灣的新生代，都成為與臺灣社會共同成長的重要動力。

南向新政的推動，協助臺灣對周邊區域累積認識與友誼，並且轉換成共榮共存的具體實踐計畫，讓臺灣能在東南亞、南亞與紐澳等周邊區域深耕。正如同蔡英文總統在2017年10月11日舉辦的「玉山論壇：亞洲進步與創新對話」開幕致詞所示，新南向政策正是「臺灣的亞洲戰略」（regional strategy for Asia）。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南向政策自政策發想後，始終環繞在「以人為本」（people-centered）的核心理念上，架構出對應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及其對外合作網絡的發展議程。所謂的「以人為本」，意味著臺灣的南向新政所關注之焦點與對象不只侷限於政府或社會菁英，而是面向蓬勃發展的區域社會，為臺灣與區域國家、政府與社會的多元夥伴關係蓄積永續能量。

以人為本的戰略思考

新南向政策所強調的「以人為本」理念，至少有四項戰略意義，聚焦在四種不同層次的協力關係。

一、促進發展議程的協力關係：臺灣各界長期關注東南亞與亞洲整體的發展趨勢，然而，囿於過去缺乏跨部門協力的亞洲戰略及整合性的區域對策，這使得臺灣在區域內的角色備受國、內外因素的牽制，而難以施展開來。新南向政策的設計，除了以中央政府跨部會參與為架構，也擴散到地方政府、私部門與第三部門。這種協力關係的推進，採取政府與民間雙軌並行的邏輯，不僅有助於醞釀臺灣與鄰近區域的共同體意識，更能充分展現臺灣積極參與由東協與成員國所啟動的各項區域共同體及國家發展議程的期待。

二、開創制度網絡的協力架構：隨著《新南向政策綱領》、《新南向政策推行計畫》、《新南向政策工作計畫》及《新南向政策五大旗艦計畫與三大潛力領域》的陸續推展，臺灣期待與周邊國家及社會發展的協力夥伴關係，已然轉換成具體的行動計畫。這些行動計畫的執行，多半以中長期做期程規劃，避免單次性、分散辦理的設計，轉而採取以中長期做整體期程規劃，對應國家發展的前景需求，希望能開創具有永續效益、長遠運作的雙邊與多邊協力架構。當然，相關制度網絡的累積與擴散，有助於進一步實踐夥伴關係。

三、落實人才培育的協力訓練：無論在《新南向政策工作計畫》或《新南向政策五大旗艦計畫與三大潛力領域》中，可以發現「人才培育」是南向新政的箇中重點，同時也是深化及擴展臺灣與周邊國家合作的迫切要務。近兩年來，有不少社會輿論認為，新南向政策需要培育在東南亞、南亞與紐澳投資的臺商所需要的經營管理人才，鼓勵他們前往相關企業實習以利快速投入職場。當然，也有部分輿論建議，臺灣為因應與鄰近國家密切交流的趨勢，亟需培養熟稔東南亞、南亞語言的觀光旅遊從業人員。不過，新南向政策的人才培育，並不會侷限於前述領域，因為人才的培育必須從區域發展與國家成長的整體需求來規劃，究竟有哪些領域是亞洲發展所需？有哪些專業人才可以促進臺灣社會與經濟的持續成長？這些工作及計畫均須仰賴與周邊國家的深度雙向交流與協力合作。

四、擴大資源共享的協力網絡：亞洲的未來是區域成員共同想像與協力實踐的結果。儘管區域內衝突熱點、緊張情勢持續存在，但卻沒有因此稀釋或阻礙各國持續合作的期待與默契。更重要的是，東協及其對話夥伴國所累積的縱向整合與橫向連結網絡，仍舊是促進區域整合與擴散共同體意識的軸心。

臺灣藉由新南向政策來參與亞洲區域與國家發展議程、開創制度網絡與夥伴關係，以及厚植人才培育工作，即有助於國內社會與區域國家理解臺灣「應該扮演的角色」及「可以發揮的能量」。而新南向政策的重要戰略思考，便是透過經驗分享與資源共享來籲請周邊國家及社會協同發展互利共贏的雙向交流，進而擴大累積資源及能量，形成對國家社會有益、對區域共同體有利的資源共享網絡。

區域布局的具體實踐

既然人才的雙向交流與共同培育是新南向政策的核心，也是穩固臺灣亞洲戰略的基礎，南向前行的逐步實踐必須納入更多的在地性（locality），具體發展新的在地網絡與機構。近兩年來，臺灣在東南亞與南亞籌設了若干新機構及合作網絡，這些由教育部與科技部等補助的機構至少扮演三種角色：

一、做為常設聯絡據點，以利臺灣形象的區域推廣：舉例來說，外貿協會近年來積極促成與印度商界、民間社會的夥伴關係，並且在印度的孟買、清奈與加爾各答設立辦事處。2018年4月，外貿協會接續成立了駐新德里辦事處，除了作為在地聯繫據點，同時也積極籌辦臺灣形象展，並促進臺、印人才交流與培訓。除此之外，教育部的臺灣連結（Taiwan Connection）計畫近期則是深耕印尼、印度、馬來西亞、緬甸、紐西蘭、斯里蘭卡、泰國、越南等國，設置推廣臺灣經驗、促進雙向人才連結的重要據點。

二、做為合作平台與網絡，以利串連研究社群：新南向政策積極臺灣科技研發與人才培育經驗，深耕在地學術研究社群並且發展具體合作計畫。譬如，科技部在2017年以計畫方式補助6所海外科研中心，分別設置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與越南，針對雙邊共同關切如族群文化、資科、水質、醫療、植物與農業等議題進行研究交流與產學合作。除此之外，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學依商管及社會科學、醫藥、農業、教育及人文、以及工程等領域籌組五大學術型領域聯盟，以聯盟為架構、大學為夥伴、海外學術合作為目標，具體加強與東南亞、南亞及紐澳國家的共同研究計畫與人才培育方案。其中，有部分聯盟在過去的合作基礎上，已經開展出新型態的多邊合作架構，並且成功爭取成為重要國際學術組織與網絡的秘書處。

三、做為資訊交流中心，以利理解經貿發展趨勢與社會文化脈動：產學合作被視為是臺灣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初期工作目標，同時也是長期深耕的焦點。教育部所支持的區域經貿文化與產學資源中心，選擇以印尼、印度、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緬甸、菲律賓、泰國以及越南等國家為目標，關注當地產業情勢與臺商需求，一方面扮演資訊交流的平臺，另一方面也積極辦理各種產業與產學活動、補助國內學生前往所在國進行田野調查與移地研究，進而建立跨國產業人才的網絡連結。

這些在區域內的具體實踐，都是有效推廣與分享臺灣「在」東南亞有哪些具體貢獻與經驗分享的新制度設計，藉由合作網絡的開創進一步呈現新南向政策超越歷年來南向投入的不同之處。

城市作為培育人才的場域

除了積極厚植「東南亞的在地能量」，臺灣的各個大學也持續藉由多項特色計畫與專案來加強「臺灣的在地能量」。類似的在地鏈結，不僅串接「大學」與「地方」在社會實踐上的協力關係，同時也順勢將「城市」打造成培育人才的場域。

譬如，國立政治大學的「南風四重奏計畫」以培育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為目的，結合政大特有的東南亞社會文化元素、資通訊科技與數位人文技術，以及紮實的社會實踐訓練，打造聚焦新住民社會、具有東南亞跨域創新特色，同時結合臺北市與新北市多元東南亞場域鏈結的在地育成計畫。參與的學生與團隊，有的在雙北市內的東南亞場域，如臺北火車站、聖多福教堂、南勢角華新街，以及文山在地社區等實體場域的長期耕耘及見學；有的則是結合東南亞文化、熱鬧慶典與新住民元素，打造數位內容的虛擬場域。這些計畫透過跨領域學習與籌組社會實踐團隊的過程，在校園內、外促使年輕學子引領東南亞教學與研究的質變。

另外，佛光大學的南向辦公室除了前往海外進行拓點招生之外，更針對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與越南等國開設境內專班，以碩士先修班、高階人才班、以及假日學校為內容規劃，邀請相關國家的專業人士與年輕學子來臺訪問。在臺期間，除了正式課程的修讀，也藉由學術與參訪活動深度認識臺灣經濟社會現況，以及宜蘭地方產業的發展脈動。境內專班的開設，不僅讓來訪學人熟悉宜蘭的社會文化，更能藉由實地生活醞釀對臺灣的友好情誼。

相較之下，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則是以「SEAT南方時驗室」開展與臺中市政府在東協廣場的合作計畫。藉由東協廣場溝通互動平臺的打造，南方時驗室舉辦了各種與東南亞文化、東南亞體驗、移動經驗、食物文化為主題的系列演講及工作坊。暨南大學從埔里移師臺中，在城市裡最具代表性的場域，推動認識東南亞的文化識讀，促成文化交流的在地擴散。

這些大學與地方的合作經驗，說明了南向新政的發展與落實正快速結合地方發展的需求與脈絡。值得留意的是，臺灣對於來自於東南亞與南亞國家的人才培育機制並不止於大學校園、也不限於嚴肅的專業課程，有各種關注東南亞議題的非政府組織或社會企業，致力於開展各種創新、實用且友善的人才培育計畫。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即社團法人臺灣四十分之一移工教育文化協會（One-Forty）。

One-Forty創設的宗旨，希望系統性地提供東南亞移工教育訓練，使其在留臺期間能學習到實用技能、商業知識與財務管理知識，待返國後立即轉換成創業能量，直接改善自身與家庭生活。他們在臺北車站定期舉辦「東南亞星期天」的文化交流活動、在城市巷弄裡帶著年青朋友紀錄移工的故事，這些努力大多轉換成東南亞文化與社會識讀的具體素材。

城市本身即是人才培育的場域，而所培育的人才正悄然改變臺灣與東南亞、南亞等鄰近區域的城市地景與生活樣態。不可否認地，新南向政策自然會期待以人才培育來連結臺灣與區域共同體，但人才連結的關鍵意義並不在於頻繁往來的次數、訪團規模的大小、或者是雙邊交流協定簽署的數量。如何透過務實強化雙向交流、資源分享與經驗學習，探尋臺灣與周邊夥伴國家及社會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及挑戰，同時找到協力解決問題的辦法，才能有效累積下一個世代的人際資本與工作默契，進而開創符合臺灣與區域需求的共同利益與榮景。

南向前行的下一步

新南向政策是臺灣的亞洲戰略，然而，南向前行的下一步「並非」就此跳脫東南亞、南亞與紐澳等國，直接宣稱我們的區域戰略已然成型。反之，南向前行的下一階段，必須重新回到臺灣「與」周邊區域、國家及社會關係的再檢視與再反省，透過與其他周邊國家在推動東南亞及南亞政策上的相互參照，以及因應東協未來發展議程與路向的自我校準，才能以更務實的態度深化臺灣「在」亞洲的區域角色、定位與能量。

在此之際，人才的培育正是穩固新南向政策的基礎，也是南向新政能否永續發展的關鍵動力。不可否認地，人才的培育無法短期見效，學習語言、認識周邊、理解區域共同體的發展與投入實作都需要時間。人才的耕耘也不能單靠校園，它需要充分的支持以及臺灣各界的長期投入。當然，人才的厚植更不行見好就收，因為它是臺灣與區域共同體的戰略公共財（strategic public good），絕對是臺灣與亞洲的共同未來。

南向新政的下一個階段，持續執行政策的政府仍是關鍵推手，但更重要的是驅動力將來自臺灣與東南亞、南亞及周邊區域的地方、企業與民間社會，以及相關利害關係網絡所促成的各種協力關係。它們不僅反映來自於地方與區域的發展需求，也將轉換成因應共同問題的治理模式。

當我們檢視各種威脅區域穩定與成長榮景的迫切挑戰，諸如經貿投資與產業轉型、公平成長與均衡發展、高齡化社會與醫療、智慧城市與生活、永續發展與治理、災難管理與區域韌性、公共衛生與傳染病等，這些內容早已超溢校園裡傳統的認識東南亞與南亞的基礎課程。換言之，我們需要培育的人才，不僅需要具有跨文化的理解與溝通能力，更需具備跨領域的知識學習與創新實作技藝。無論在臺灣或來自東南亞，他們將會是實踐亞洲戰略的新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