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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定居匹茲堡的Richard Florida教授發表了「創意新貴」(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書，提到了經濟發展活力的三T：人才(Talent)、科技(Technology)、包容(Tolerance)，評估了美國49個城市的創意指數和它們與創新表現的關係，並說明了這些城市成為「創意中心」的獨特性。Florida教授在書中所論述案例中的人才，很大一部分是具有創意的創業家，但這些創意階級並非自然地在特定城市發生聚集，而是公部門必須持續地投資創意，或更精確地說，投資在吸引創意人才的環境建構。

產業政策與創業（興業）政策最大的差異，即是後者以人才為根本，城市對提升經濟活力的手段從早期的招商引資、減免企業地方稅，補貼可吸引高科技公司的「企業總部經濟」，到今日更貼近創意人才的鼓勵措施，均如同Florida教授所揭示的：「城市需要的是一種人的氣息，更甚於商業的氣息」。

大學育才．城市留才

但公部門持續地投資於創意人才，亦不必然得以達到效果。筆者近二年因公，至兩所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學—日本筑波大學、加拿大溫哥華卑詩省大學的技轉與事業化部門，考察其成果事業化、創造新產業的實況。前者試圖建立在地的科技產業群聚，經過三十多年努力可謂失敗；後者試圖建立分子生物、基因生醫產業的努力則仍在未定之天，這兩者皆是中央政府投入相當龐大財力、物力與人力的嘗試，究其原因乃是從創意到創新、創業的路途並非直線地推進，大學的研究成果能否形成不斷創新、擴張的在地新企業，實是一複雜互動、交互演化的生態系。

一如許多地區與城市都想成為矽谷，或說複製、創造一個矽谷，但正如許多商業史、產業史研究所發現的，史丹福大學並未創造出矽谷，而是在地的企業領導人與創投家在Palo Alto創辦了今日為人熟知的育成機制，從而建立起基礎建設與氛圍。其中關鍵環節在於大學附近是否存在具有包容力的社區、社群，有能力吸收並利用大學的創新與科技，亦即生態系中社會架構性質的充分條件，形成有機且具有綜效的組合。

事實上，對於剛起步的青年創業家而言，Florida教授筆下的超級創意中心—舊金山灣區（矽谷）並不受到青睞。長期關注美國青年創業家動態，並發表「30歲以下年度頂尖創業家」排名(30 under 30)的富比世雜誌，2013年4月刊載了由Nerd Wallet針對全美49個城市所做的「青年創業家宜居城市」調查(Best Cities for Young Entrepreneurs)，該調查是以四大面向、7項量化指標進行分析。令人意外的是，幾個高科技企業與創投公司集中的大城市，如波士頓、紐約、舊金山並未進入前十名，反而是擁有著名研究型大學的城市，如北卡三角園區的Raleigh、華盛頓州西雅圖、德州奧斯汀名列榜上。這類排名沒有一定的標準，如近年大力投入建構創新創業生態系的知名衛星導航公司Garmin全球總部、Kauffman Foundation總部所在地堪薩斯市，2012年9月被「創業家雜誌」(Entrepreneur)選為「（全美）鮮為人知的九個科技創業城市」之一，主因是吸引了Google Fiber落腳，並配套建構了全市高速數位光纖網路與資訊通訊新創事業育成計畫(Launch KC/Advance KC)。